玻璃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(其实它是正经国货)

在87版《红楼梦》的名场面“寿怡红群芳开夜宴”中,有一个小细节每每引起观众的瞩目,在我们心目中属于“古人”的红楼人物,在开Party喝酒时用的却是“现代风格”的玻璃高脚杯,似乎和今天的我们喝红酒没有区别。“是不是穿帮了?”“道具为什么这么现代?”

玻璃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(其实它是正经国货)

“寿怡红群芳开夜宴”

很多人可能误以为,直到近代,玻璃才由欧洲传入,从那一刻起中国人才见识到这种亮晶晶的人工制品。然而历史的真相却绝非如此,中国本土玻璃生产传统与外来物、外来技术的交相辉映,最适合作为例子,用来说明亚洲文明交流在过去两千五百年中是多么活跃,多么丰富,有着远超我们想象的广度与深度。

早在春秋末年、战国初期,就有地中海地区生产的蜻蜓眼玻璃珠经过辗转的路线来到中国,受到国君与贵族们的珍视。当时,中国已经发展起相当成熟的玻璃制造工艺,在外来玻璃珠传入之后,立刻激发了仿制的热情,于是,本土制造的蜻蜓眼玻璃珠也出现了,据学者们研究,似乎很神奇的“随侯珠”其实就是外来玻璃珠的仿制品,一如东汉王充《论衡》所道:“兼鱼蚌之珠,与《禹贡》‘璆琳’,皆真玉珠也,然而随侯以药作珠,精耀如真;道士之教至,知巧之意加也。”

在中国历史上,似乎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工艺门类,在漫长的历史中,像玻璃这样,拥有过那么多不同的称呼。从先秦一直到南北朝时期,中国本土生产的玻璃制品有一个专称为“五色玉”,同样见于《论衡》的记录:“天道有真伪:真者固自与天相应,伪者人加知巧,亦与真者,无以异也。何以验之?《禹贡》曰‘璆琳琅玕者’者,此则土地所生真玉珠也。然而道人消烁五石,作五色之玉,比之真玉,光不殊别。”

玻璃在中国文化中的起点相对于其他文明有一点不同,因为自古重视美玉,于是道士们便试图以人工的方式造玉,他们通过实践发现,玻璃制品最能接近玉的效果,于是便尽可能地生产效果类似玉的玻璃精品。战国时代便有精美的玻璃璧,而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玻璃盘,对玉质的模仿几乎可以乱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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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胜墓出土的玻璃盘

不过,道士们在具体的探索中发现,玻璃制品可以产生多种颜色,在美观上反而非真玉可比,于是也便刻意烧炼各种不透明的彩色玻璃,称之为“五色玉”,亦即彩色玉、多彩玉的意思。唐宋以后,本土玻璃产品获得了新的叫法,五色玉一词逐渐被遗忘,而代之以药玉、瓘玉等等,但制造各种彩色不透明玻璃的传统,仿造温润玉质的传统,却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料器,成为中国玻璃传统的一大特色,在世界玻璃景观中独树一帜。

从汉代开始,随着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,中亚与西亚的玻璃制品作为昂贵的进口货运抵中国,成为上层社会奢侈生活的标志。《晋书》“王济传”就记载,晋武帝司马炎临幸王济家,看到侍圣的宴席上“供馔甚丰,悉贮琉璃器中”。《洛阳伽蓝记》则描写河间王元琛举办宴会的风格是:“琛常会宗室,陈诸宝器。……自余酒器,有水晶钵、玛瑙、琉璃碗、赤玉卮数十枚。作工奇妙,中土所无,皆从西域而来。”

晋人潘尼的《琉璃碗赋》则具体介绍,这些玻璃器皿“济流沙之绝险,越葱岭之峻危”,是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万里远来,其特点为“凝霜不足方其洁,澄水不能喻其清”,是透明玻璃,与五色玉迥然不同,因此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特别新鲜。另外,外来琉璃器还拥有着异域风格的造型,晋人傅咸在谈到自家的一件琉璃卮时,就提到是“逞异域之殊形”。

伴随异国玻璃器的绵绵远来,“玻璃”与“琉璃”这两个词汇也出现在汉语文献当中,如《汉书》:“(罽宾国)出……珠玑、珊瑚、虎魄、璧流离。”《魏略》:“大秦国出赤、白、黑、黄、青、绿、缥、绀、红、紫十种流离(琉璃)。”《魏书·西域传》云:“波斯国,多大真珠、颇梨(玻璃)、琉璃、水精、瑟瑟、金刚、火齐……”《旧唐书·西域传》则云:波斯国“出……琥珀、车渠、玛瑙、火珠、玻璃、琉璃……”

据学者们研究,琉璃一词来自梵语,而玻璃则是波斯语中“bulūr”的音译,后者在今天的现代波斯语中依然存在,既指“晶体、水晶”,也指“雕花玻璃,铅玻璃”(《波斯语汉语词典》)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的词称,却是在十几个世纪之前从外语中引入,有趣吧!

实际上,在这个时期,还有一个波斯语词进入了中国文化,那就是“瑟瑟”,来自于波斯语中的“shishei”。Shishei这个词至今仍是波斯语中的日常词汇,指称玻璃、各种玻璃制品如玻璃杯,也指玻璃窗、橱窗,而阿拉伯语也借用了这个词,在今天甚至用于称呼电脑上使用的液晶屏。在唐人那里,由外来词形成的瑟瑟则狭义化,固定为单指优质的透明蓝色玻璃制品,因此,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一句是说江水一半被夕阳染红,另一半则如蓝色透明玻璃那样澄明透彻,一望见底,乃是无工业污染时代人们会看到的景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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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

与异国产品同步,外来的玻璃制造技术也分别从南北两条路线抵达中国。《抱朴子》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:“外国作水精碗,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,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作之者。今以此语俗人,殊不肯信,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,玉石之类。”“合五种灰”作水精(晶)碗,显然是指烧制玻璃来制造假水晶器皿。实际上,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彩色半透明玻璃饰品便是采用外来技术制造,其成分与中国本土出产的玻璃不同,这就说明,早在公元前二世纪,相关的文化交流已经达致很高的程度。不过,《抱朴子》的记载引入瞩目之处在于,具体指出了制造无色透明玻璃的工艺借助印度洋贸易,搭着万里海船,大致在晋代登陆广州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晚唐玻璃茶杯与茶盏,则展示了透明玻璃在中国的土地上绽放出怎样美丽的花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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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门寺出土的玻璃盏

南北朝时,由陆上丝绸之路也发生了一波玻璃技术的重要交流:“大月氏国,都剩盐氏城,在弗敌沙西,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。……其王寄多罗勇武,遂兴师越大山,南侵北天竺。自乾陀罗以北五国,尽役属之。太武时,其国人商贩京师,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。于是采矿山中,于京师铸之,既成,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。乃诏为行殿,容百余人,光色映彻,观者见之,莫不惊骇,以为神明所作。自此,国中琉璃遂贱,人不复珍之。” (《北史》“西戎传”)

北魏太武帝时期,有人从北印度地区带来了“五色琉璃”即彩色玻璃的制造技术,使得玻璃在北朝一下失去了原来外来珍宝的尊贵身份,身价大跌。利用这一新技术,太武帝下令制作了一座大帐,帐顶与帐帷都开有成排的窗口,窗口内则镶上五彩玻璃。这座大帐设计得具有宫室的基本形状,但可以折叠起来由车马运载,也可以随时打开并在地上撑起,因此叫做“行殿”。此一移动的宫殿异常巨大,一旦张撑开来,足以容纳上百人在其中就坐。阳光由密集排列在帐顶与四围幕帷上的彩色玻璃窗映入,帐内光彩变幻,斑斓陆离,这让太武帝的臣子们无比惊奇,以为是神仙用魔法化出的作品。

带有玻璃窗的移动大帐大概维护成本太高,所以后来就没了下文。但是,在这一波技术传入之中,有一项制作玻璃珠的工艺却在中国文化中留下了久久的回响。由北印度传入的这一新技艺称为“拉制法”,大致是把半融状态的热玻璃坯拉成中空的长条,然后一一切断,分成众多中间带孔的小管,因此制出的玻璃珠并非真正的圆珠子,而是管状珠。此种工艺能够高效率而低成本地制造大批量的珠子,由此而引发“珠帘”的产生,在南北朝时代,上层社会形成了一种新时尚,那就是悬挂彩色玻璃珠串成的“五色珠帘”。北魏永宁寺的西门遗址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十五万余枚小玻璃珠,均为拉制法制成的圆管状穿孔珠,当年便极可能是一面挂在门楼上的五彩珠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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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宁寺出土的玻璃珠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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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宁寺佛塔复原图

及至唐代,随着玻璃制造工艺的进一步精进,珠帘的材料转变为无色透明珠,能够在帘上映出隔帘的物影,当日光烛影射上之时,更是璀璨晶亮,如云如水,因此唐人美称其为“水晶帘”或“珍珠帘”。当唐诗中咏及珠帘之时,如“美人卷珠帘”之类的名句,那是非常具体的在描写一挂玻璃珠帘呀。此般透明水晶珠帘在宋元两代都颇为流行,不过,到了明清时,也许是审美趣味发生转变,上层社会对珠帘失去了兴趣,不再时兴于生活场所中悬挂这种帘子。但是,在神圣的祭祀场所却会悬挂“青帘”——以蓝色管状玻璃珠串成的帘饰,直到清末,北京天坛的祈年殿还挂饰青帘。另外,圆明园内也使用水晶帘作为装饰,可见,玻璃珠帘在传统生活中留下了悠长的余韵。

公元七世纪,阿拉伯力量随着伊斯兰教兴起,西亚地区的政治景观随之改变,相应的,从那里远来的高档精品,也由从前的波斯、大秦琉璃,变为大食琉璃。法门寺出土的蓝色玻璃盘及透明玻璃瓶,便是典型的伊斯兰时代西亚玻璃产品。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宋元,与我们今天想当然的误解不同,在宋代,中国的本土玻璃生产极其发达,尤其在吴越一带形成了繁荣的玻璃制造业,从宫廷到民间,从元宵节悬挂的各式花灯到饭店里快餐用的碗,大量使用玻璃器。在那时,酒席上亮出玻璃酒杯才算最有档次,插花器中也以玻璃花瓶为最佳选择,牡丹花也好,桂花也好,若是能衬在一只半透明的玻璃瓶里,则会引来特别欣赏的目光。

不过,宋人生产的始终是低温玻璃,这也形成了漫长的中国玻璃史的一大特点,其缺点是不耐热并且易于碎裂。程大昌《演繁录》中对此说得十分清楚:“中国所铸琉璃,有与西域异者。铸之中国,则色甚光鲜,而质甚清脆,沃以热酒,随手破裂。至其来自海舶者,制差朴钝,而色亦微暗,可异者,虽百沸汤注之,与磁银无异,了不损动,是名蕃琉璃也。”进口玻璃器因为坚牢与耐热,长期成为中国上流社会所宝爱的一种奢侈品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宋人在使用玻璃与琉璃两个词时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区别,把玻璃制品中质量上乘者称“玻璃”,而水平比较一般的制品则呼作“琉璃”。如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中列举“七宝社”的中外“奇宝”,其中有“玻璃盘、玻璃碗”;《武林旧事》“灯品”中,说新安创烧的“无骨灯”是“混然玻璃球也”。值得一提的是,宋人最重赏牡丹,而南宋宫廷为赏牡丹开设华宴的时候,讲究以大食玻璃瓶作为花器,如南宋周密《武林旧事》“赏花”一节,写禁中赏牡丹,“间列碾玉、水晶、金壶及大食玻璃、官窑等瓶”,卷七再次写到“又别剪好色(牡丹)花儿一千朵,安顿花架,并是水晶、玻璃、天青、汝窑、金瓶”。

晚至明朝中叶,欧洲人终于绕过了好望角,到达印度洋,才掀开了玻璃贸易与技术交流的新一页,对于已经活跃了两千年多年的亚洲文明交流史来说,这属于非常后起的事情了。需要说明的是,迄今为止,中国学界的研究大多用力于外来玻璃技术与产品进入中国的历史,对于中国玻璃制品对外影响的注意仍然有限。

元人周达观《真腊风土记》中就提到,真腊人在贸易中很愿意得到中国运去的玻璃珠,这种“水珠”实际上承担着货币的角色。此外,在明代及前后时期,曾经把中国本土产的仿水晶制品称作“硝子”,这一名词传入了日本,至今日语仍然把玻璃呼为“硝子”。因此,在玻璃领域,历史上的中国绝不是单向的被动接受,而是与周围文化有着活跃的互动,这一方面,还有待进一步的关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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